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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家婆”史美伦重现香港股市,说说她在内地的往事-长春阿里管家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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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家婆”史美伦重现香港股市,说说她在内地的往事

来源: 作者:管家婆软件 发布时间:2018-04-29 5985 次浏览

经查,现在是必须遵循上市公司的管理架构和方式,每天处于矛盾的漩涡之中史美伦在中国证监会工作的时间并不算太长,很受市场上的中小投资者欢迎,其间正是有史美伦等人浇灌下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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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内地股市,虽然仍然有很多问题存在,但相比那个时期,已经好了许多。而市场出现的这种进步,其间正是有史美伦等人浇灌下的心血。这一切,内地市场的投资者是不会忘记的。



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 | 周俊生

 

4月26日,香港交易所新任主席史美伦在港交所敲钟大厅举行她就任这一新职后的记者会。正值香港交易所开始引入同股不同权的公司,史美伦的出现给人带来更多猜测。


这位无论在香港还是内地资本市场上都曾经让一些违法违规者闻风丧胆的“铁娘子”,她退隐市场一线已有多年,现在以68岁的年龄复出,会给市场带来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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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港交所主席史美伦


史美伦很快将谜底揭开。她表示,目前港交所站在竞争的前列,自己的工作重点是好好落实新兴及创业产业公司的上市制度。


史美伦说:“香港要检视和准备策划下一个三年战略规划(2019—2021年),使现有成就更加巩固和提升,因为现在的竞争将来自四方八面,无论其他地区或者更远的纽约、伦敦都一样有竞争,交易所的前景要不断检讨和不断更新。”


对史美伦来说,这是一个新的目标,而她将在香港交易所向这个目标前行的过程中担当新的角色。

 

总理钦定任职中国证监会

 

史美伦在香港出山,将中国内地投资者的记忆拉回到了十几年前那杂缤纷杂乱的中国证券市场。


2001年2月,在中国国务院任命一批工作人员的名单上,出现了史美伦的名字,她被任命为中国证监会副主席。


对于中国内地的政府来说,这是一个空前也是绝后的官员任命。史美伦是中国香港公民,她成为个进入中国政府担任副部级官员的境外人士,因此受到当时国内外舆论的密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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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美伦之前,香港证券市场的高层人士进入中国证监会有过先例,原香港证监会主席梁定邦和副主席吴伟聪当时已在中国证监会担任顾问。


但梁吴两人作为顾问只有建议权而无决策权,他们的言论很多时候只代表个人而不是证监会的官方意见,而史美伦进入中国证监会是握有实权的,她在市场上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在市场上产生影响。


史美伦进入中国证监会,是时任总理朱镕基所钦点。朱镕基作为一位思想开放、行事果断的领导人,邀请一个海外人士出任内地的官员,也是他的神来之笔。


而史美伦其时刚从香港交易所副主席的职位上卸任,她对出任内地证监会官员也很感兴趣,并且按照内地政府的要求放弃了美国护照。她表示,“我接受委任是因为这是难得可贵的机会,使我可以参与内地金融市场的发展。”


朱镕基选中史美伦担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自然是有他的深谋远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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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证券市场在中国还算是一个新生事物,政府对怎样管理还比较陌生,即使是证监会的官员,大多是银行系统出身,而且由于其时的银行还尚未进行市场化改革,因此更习惯于用计划来管理市场,对于怎样管理市场化色彩浓厚的证券市场,还缺少经验。因此,从香港这样的成熟市场引入“外脑”,便有了现实意义。


而史美伦无疑是担得起这样的重任的。史美伦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即在美国担任律师,1991年回到香港进入香港证监会,1993年即被提升为总监,她的地位仅次于证监会主席一人。


而史美伦的工作作风在香港证券界更是有口皆碑,曾经被香港《资本杂志》评为香港“蛊惑公司”最怕的监管者,香港时任证监会主席沈联涛更是笑称她为“恶死管家婆”。

 

三九医药撞上了她的枪口

 

史美伦进入了中国证监会,但是出现在她面前的不仅是鲜花,更多的是挑战,这种挑战是她在香港市场上从未面对过的。


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路径,与包括香港在内的世界各国、各地市场走过的发展路径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它不完全是自由经济制度下的产物,而是市场经济和政府计划、审批相结合的产物。


其时,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刚刚起步,底层的一些企业由于得不到银行的金融支持,自发地集资搞投资,并产生了可以交易的股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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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政府曾经为股市姓资还是姓社犹豫过,但从90年代中期开始,这种思想枷锁已经破除,政府也看到了股票在利用社会闲散资金帮助企业发展方面的优势,迅速推动股市发展,并且将国有企业纳入其中,要求股市为当时困难重重的国有企业解困发挥功能。


但是,随着大量困难企业进入市场,股市很快出现了严重问题。


就当时来说,政府看中的是股票在募集资金上的优势,却对企业转制为股份制公司后的股东身份意识不清。


一个企业发行了股票,它就属于全体股东所有,国有资产必须折算成股份来行使它在公司中的权利,一般虽然都占有控股地位,但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国有股东,控股股东也不再是原来国有企业的领导班子,可以对企业行使完整的领导权。


正是由于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认识不清,很多原国有企业上市以后,大股东大肆挪用上市公司的募股资金,导致上市公司成为空壳,甚至有的公司刚刚上市第二年就出现严重亏损,中小股东投入的真金白银打了水漂。


史美伦上任后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种乱象。上任不久,一家叫三九医药的上市公司就撞上了史美伦的枪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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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在巡回检查中发现了三九医药出现的这一严重问题,经查,这家公司上市以后,其大股东及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超过5亿元,占公司净资产96%,直接威胁到上市公司的资产安全。


说起三九医药,它曾经是深圳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一面旗帜,其董事长赵新先更是深圳早期的一位企业家。


当时很多人认为,赵新先并未将上市公司的钱贪污进自己的腰包,他这样做也是为了整个企业集团的发展,因此有不少说情进入了证监会。这种错综复杂的局面是史美伦从未领教过的。


面对这种压力,史美伦“恶死管家婆”的性格爆发了出来,她坚决要求依法处罚三九医药和赵新先。最终,证监会向外界公布了对三九医药的检查结果,对赵新先及其他8名董事、5名监事作出公开批评。


对三九医药和赵新先的处理使赵新先本人也深受震撼,他在一次有史美伦参加的座谈会上表示,上市公司有两个观点需要改变:

 

一是由对国有大股东的利益负责转变为对全体股东的利益负责,以前是为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但现在认识到还必须让中小股东的资产保值增值;二是以前是下级服从上级,但现在是必须遵循上市公司的管理架构和方式。

 

每天处于矛盾的漩涡之中

 

史美伦在中国证监会工作的时间并不算太长,满打满算也就两年左右。


这两年,她应该收获到不少愉快,当时的证监会主席周小川是一位对西方金融、资本市场了解得很透彻的专家型领导干部,对她的工作很支持。当时的证监会内部还有一批从美欧留学回来的年轻人,他们与史美伦在市场理念上很容易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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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央行行长周小川(图:人民网)


但是,由于史美伦担负的是市场监管工作,每天处于矛盾的漩涡之中,其压力也不会轻。


证券市场是一个利欲横行的市场,每处理一个公司,就会有一大批人遭受实际的利益损失,有的甚至因犯罪而被关进牢狱。因此,经常受到各种中伤,对史美伦来说已经属于家常便饭。


更让人难受的是,史美伦严厉查处市场的违法违规情况,也引起了一些投资者的不满。


中国证券市场恶炒成风,上市公司造假,庄家恶炒个股,虽然都挑战了法律,但客观效果是股价上升,很受市场上的中小投资者欢迎。但是,经证监会一查,泡沫刺破,股价下跌,投资者把意见发泄到了史美伦身上。


这就是市场监管者的尴尬。中国证券市场不像美欧市场主要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而是散户成堆,从而形成了内幕交易风靡、跟风炒作的趋势。中小投资者喜欢跟在庄家后面“拾皮夹子”,至于这个公司的质量如何,并不是需要认真研究的对象。而严管市场,严打违规,庄家受到查处,中小投资者反而会觉得自己也受了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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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中国证券市场这块土地上产生的一种独特的股市文化,饱受西方市场浸淫的史美伦难免与此不适应,两种文化的不协调让史美伦的工作难免出现不顺手的情况。


2004年初,随着中央政府换届,史美伦也辞去了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职务,离开北京回到了香港。


但是史美伦对自己的这一段经历并不后悔。她曾经说过:“在履行职责时,必定要坚守无惧无畏及不偏不倚的原则,及证监会必须维持其作为独立监管机构的地位,只有这样才可以恰当地履行监管职责。”


史美伦在中国证监会任职时间虽然不长,仍然在这个市场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这两年里,通过她的努力,乱象丛生的中国证券市场开始出现了深刻的变化。


特别是三九事件的严肃处理,使很多由国有企业转制而来的上市公司逐渐确立了股东意识,大股东挪用上市公司资金的现象逐步减少。


几年后,证监会专门制订文件,要求在上市公司和控股股东之间建立“防火墙”制度,基本消除了挪用现象,中小股东的利益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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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内地股市,虽然仍然有很多问题存在,但相比那个时期,已经好了许多。而市场出现的这种进步,其间正是有史美伦等人浇灌下的心血。这一切,内地市场的投资者是不会忘记的。


只是她所倡导的证监会应当是独立监管机构的要求,仍然未能实现,而这正是中国证券市场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

 

时代交给了史美伦新的任务

 

史美伦回到香港以后,仍然活跃在香港金融、证券市场,并于2012年起出任香港金融发展局首任主席,至今已有6年。而此次回到香港交易所任主席,由于资本市场具有的广泛关注的特点,使她再度回到了公众视野。


此次回归,正值香港交易所开启同股不同权公司在香港上市的大门。这是港交所一次重大的制度变革。


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新经济浪潮中,我国涌现了一大批以“互联网+”为主要经营内容的新经济公司,但在创业之初,它们大都是采用的合伙人制,在其后的增资过程中,为了保证发起人的控股地位或者说他们的收益,这些公司大多借鉴西方发达的模式,设置了二元化的股权结构。


但是,我国和香港地区实行的《公司法》都明确规定,上市公司必须实行同股同权,因此这种同股不同权的公司不能在A股和港股市场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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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国内发展得更好的新经济概念公司阿里巴巴寻求在港上市,尽管港交所也表示欢迎,但最终因无法突破当时的制度而不得不到美国上市。


阿里巴巴不能在本土上市,这在当时引起了舆论的热议,其时新经济公司已经展现出了很好的发展前景,这些具有良好投资价值的公司不能让国内投资者分享,未免让人觉得可惜。


随后,港交所即开始了同股不同权公司在港上市的探讨,终于在现在跨出了重要一步。


微妙的是,香港此番修改制度,引入同股不同权公司。差不多几乎是同时,内地也已制订专门规则,允许在美上市的中国概念股公司回归A股,同样受到了这些公司的好评,中国概念股回归公司,被称作中国医药界的“华为”的药明康德目前已经在A股进行IPO,场面火爆,说明这类股票的受欢迎程度很高。


但是,这势必引起内地和香港两地对这类新经济概念公司的争夺。港交所引史美伦上市,应该是希望利用她在内地的人脉,平衡两地的竞争关系。


除此之外,更要看到的一点是,对这种同股不同权公司如何监管,也需要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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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美伦


应该看到的一个现实是,中国赴美上市的不少中概股公司曾经在美国市场产生了严重的不适应,这中间固然有两国会计制度的差异因素,但也不能排除一些公司本身确实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而内地市场的IPO目前还实行审核制,在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如果以放松监管来争抢上市资源,那对市场的健康发展又是不利的。


那么,史美伦是否能够像她以往那样,严厉地对这类公司进行监管,也是市场关注的一个方面。


时代交给了史美伦新的任务。史美伦如何在发展、竞争和监管的“三角关系”中找到平衡点,这已经是她面对的一个严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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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俊生

财经评论员


相关标签: 证监会 香港 市场 公司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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